关于《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其实我在2020年就已经看过了，当时只觉得很震撼。但是你说具体要我说出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也并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而《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是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时读完的。这本书我几乎花了24个小时来读完，甚至刷新了我阅读单本书的时间记录。
溥仪不到三岁就被接到宫中，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是登基时最年轻的皇帝。在1924年也就是溥仪18岁那一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他在父亲的「北府」短暂居留之后，去到了天津日租界。在租界里溥仪逐渐和日本人有所接触，而终于在1931年，来到逐渐被日本控制的东北。又经过多番曲折，溥仪在1932年成为「满洲国执政」，进而又在1934年正式成为「满洲国康德皇帝」。到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和身边的家人、臣僚又被苏联军队擒获，并被接到苏联境内。到1950年，溥仪终于被中国政府接回，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将近10年的改造生活后，于1959年得到特赦。溥仪回到了北京，成为普通的公民，在1967年因病去世。
这就是溥仪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通过电影和文字，这一切都被公之于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随着叙述的言语和镜头，度过了这位可悲人物波澜起伏的一生。
《末代皇帝》是外国人拍摄的电影，而《我的前半生》则是溥仪的自传。
蟋蟀
在电影开头的登基大典上，溥仪被奇异的叫声吸引住，他走向响声的源头——陈宝琛，后来的陈师傅，把他视若珍宝的，一个碧绿的、巨大的蟋蟀献给这位年幼的皇帝。
「您瞧，它给皇上磕头呢」。
这是这一匹蟋蟀的第一次出现，我以为也是最后一次出现。
但实际上，它真正的最后亮相是在电影结尾的时候。
溥仪登上了他的宝座，为了应对那个管理员儿子的质问，他从宝座后面拿出了蟋蟀筒，它满布蛛网和灰尘，但是当他打开盖子——1908年那一匹蟋蟀，同样青绿色地从筒里钻了出来——但这一次，是否还是给「皇上磕头」呢？。
这显然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手法，然而这样的隐喻，这可以看出，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的改造政策有所疑问的。 在我看来，这个蟋蟀，它代表的是一种专制主义的符号。也就是说，溥仪在内心的最深处仍然有他的皇帝梦想，至少从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
同样以为印证的是，电影开始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在东北的火车站，一种阴冷色调笼罩的冬日，镜头划过毛泽东的画像和大字写就的标语——这一切都在表明电影意图酝酿一种专制和威权的气息。战犯们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的等待更是压抑，溥仪在这里甚至受到旧臣们的跪拜——这无疑让这样的沉默更具荒诞色彩。大概因此，溥仪尝试在火车站自杀，当然未遂。
这一切是电影中所展现的，我们实际上可见一种80年代西方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普遍的一种刻板印象（称之为偏见也不为过）。然而电影终究是得以在中国的故宫拍摄，并合法地上映——大概这又是从中国角度上来看的「不破而不立」，80年代，正是我们一个「破」的年代，也正是一个「立」的时机。
假如溥仪的自传并未作假，那么实际上溥仪们的待遇可谓是相当优厚，战犯管理所，称之为一个「学校」也恰如其分。电影中那样歇斯底里的审讯员、不近人情的卫兵和肮脏的住宿环境都不是现实。在书中，溥仪说到老所长实际上是慈祥的，卫兵甚至会教他打扑克牌，而住宿环境，甚至会有「抽水马桶」，而不是电影中演绎的旱厕。从中我们便可以窥见一斑。
在自传的最后几个部分，写的真是颇像一份政治材料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败笔。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1909年的那一匹蟋蟀实际上早已经死了，而溥仪，正如同所有人一样，在感受到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生活呢？
至少，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当年人们的所有欢天喜地是假的，那么多的动力和激情，那么多的先进故事——都是真实的，但它们背后的演绎逻辑，实际上跟土改的诉苦一致，是一种国家对民众的动员技术实践。
动员技术
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李里峰 2003）
既然在乡村治理领域中存在这样一种动员技术，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看不见在工业化的建设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一种鼓动。
实际上，树立典型，表彰先进，登刊见报，这一切对于激励长久以来确实受到不公正压迫的民众来说是一种人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而正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这样的鼓励甚至是超出一切物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建国初期的各行各业，都有无数的先进人物出现，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鼓励占据了一个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中国如此，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也是如此，这似乎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传承。